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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弘看着龙妈视若珍宝的，继续对他临时抱佛脚画出来的地图，仔细的抚平着上面的褶皱，心中对这个历史上的一代女皇，更是充满了尊敬与钦佩之心。
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样的地图出现在武媚的眼里，对她是何等的震撼。
毕竟，这个时期的地图，全部都是以山川为基准所做的地图，县域图、城池图，则都是先把城中央画出来，而后再把辖区内的山川名胜、河流等地，按照相对应城中央的大致方位画出来，最后再把附近的各个乡村等地填补到相应的山脚、河流边上，便形成了一副区域地图。
这样的地图绘制，便是靠着绘制者带着简易的定向设备，跟简单的测距设备，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，由于缺乏定位技术，又没有经纬度一类的坐标系统，所以画出来的地图，误差会随着地图的增大而增大，而且区域与区域之间根本不成比例，导致人们只能跟着地图行走，就像是被人领着前进一样，如若不然，则就会迷失方向，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。
至于要是山地地区等复杂形式的地方，这类地图更是一点儿用处没有，所以这个时期，沙盘的摆弄在军事上就显得异常重要，它比那不靠谱的地图更受军中武将的欢迎。
而至于现在的水路地图，随着隋唐运河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不断增加，唐人绘制的水路地图，便是绘图者站在船头，先是在这一端画出洛阳，而后随着船的行进，绘制者便把沿线所看见的城池、山川一一画下来，等到达了杭州之后，便在绘制的地图末端画上杭州，那么这一张水路图就应运而生了。
这种地图没有一丁点儿的实际参考作用，完全就像是一个绘图者游玩了一圈后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画了出来。
没有方向、比例可言，心情好了就把这个地方画的好一些，心情不好呢，就把这个地方少画几笔，其所做的地图更像是艺术性的绘画，而非是专业性的地图。
而在李弘十岁的时候，就曾经煽动过李淳风，当时给李淳风制造的天文望远镜，让李淳风整个人疯癫了一年的时间，天天就差吃住都赖在那望远镜跟前了。
而与此同时，弘文馆的学子开始采用“计里画方”与晋代裴秀所做的“制图六体”，开始给长安城重新绘制地图，只是在当时少了真正的坐标系统跟经纬度的精确，以及未曾考虑到地球曲率的问题，或者说是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弘文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算是绘制出了长安地图。
只是那地图，除了皇城等附近的地方比较精准外，其他往外更多的地方，就不再精准。
更要命的是，他们在绘制的过程中，发现那越往外的地图就变形的越厉害，甚至像是被什么抽离了一样，变得扭曲起来，怎么都无法画出心满意足的地图。
不过好在，弘文馆的学子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泄气，看着太子殿下不屑一顾的样子，这些人卯足了精神，便开始一猛子扎进了，相传大禹治水时留下的：“左准绳，右规矩，载四时，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”的测量要义当中。
《周髀算经》、《九章算术》等等一些书籍，都被弘文馆的学子从国子监借了出来，吓得当时的上官仪连连叮嘱他们，借阅可以，但可千万不要有何损坏啊。
一头扎进去，势必要让太子殿下另眼相看的学子，一个个如狼似虎般，只是一味的点头称是，脑子里只有如何能够画出完美的地图来，哪有心思把上官仪的叮嘱放在心上。
但不过好在，当上官仪再次见到那些书籍时，老怀大慰，还好，没有损坏什么，只是有一本上面，显然是太子殿下的笔迹，赫然写着四个字：“一群笨蛋！”
当这些弘文馆的学子，一个个如斗败的公鸡，耷拉着脑袋见李弘时，只见太子殿下的前面放了一个圆形的木制球。
手里拿着一张纸，上面写了一些没人看的懂的字：“简仪”、“高表”、“仰仪”、“立运仪”、“悬正仪”、“座正仪”等等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，递给了一个弘文馆的学子。
而后李弘从这些时日的观察中，亲自挑选了十几个弘文馆学子，让这些人拿着那张纸跟那木制圆球去找李淳风，并约定，十年之内，如果能够彻底搞明白，并画出满意的地图，每一个人便加封为正五品的大唐官员！
这一承诺让学子们自然是喜出望外，但当听到太子殿下说的是十年之后，每一个人也都意识到了这绘制地图一事儿，绝不是自己这段时间研究以来那么的简单。
当他们拿着纸、抱着那木制圆球来到了太乙山，把手里的一切交给李淳风后，李淳风看了半天，也是没有弄明白。
袁天罡拿着那个圆球转来转去的看，打趣着那些学子：“这上面谁画的？这是什么啊？”
